今天是第一場校園巡迴，人數爆滿的場地讓我相信是有許多人是關心這一個議題的，主講者是馬耀跟台大人類學系主任謝世忠教授，大家有許多的意見，基於時間的關係，把所聽到的及我的想法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首先，謝老師提了幾個立場：1.中央原民會 2.原住民立委 3.原住民學者 4.各原住民社團（含學生）5.花東原鄉部落 6.北縣頭目協會 7.社會意見領袖 8.學術界9.國際勢力。這幾個立場如果是和諧的，則會形成巨大的力量。
其次，老師提出了本質的問題，即，在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中都會河川地是集中的資本投資場域。國家的思維是估算其投資效益，因此在北縣欲升格直轄市的脈絡下，河川地勢必得建立為符合中產階級品味的場所。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河川策略是有所不同，在開發中國家如柬埔寨、寮國，或菲律賓會在河岸形成聚落，而國家是無力或無法處理，因此北縣政府的作法是具有其政治正確與壓力的。同時，阿美族人在傳統上的文化存在著裂解性，因此他對族人是否能團結是高度質疑的態度。
再來由馬耀開始，同學們將問題似乎放在文化傳承的點上。無論是文化創意產業、ilisin(年祭)，什麼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如何延續？原住民的主體性如何彰顯？謝老師也提出了溪洲作為文化部落（無論是觀光化或手工創意坊），以整體的規劃來讓縣府估算其成本效益與後續效益，避免即使移地重建或就地居住後可能面臨的再度拆遷。
我比較想說的是，這一系列的迫遷議題，實涉及原有農村(部落)經濟體系的解組（脈絡亦包含平地原住民政策-沒有保留地、勞工物化/異化…）以及都市勞工低度就業、隱藏性失業、貧窮複製...等內/外部問題。
再進一步的談，阿美族城-鄉的兩地社會，事實上並非二元性的斷裂，而猶如M.Sahlins(2000c)所談的，透過城鄉間循環式移動，在都會區得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好處，同時也將鄉村的社會秩序和型態擴展到都會區，進而化為一種新的模式。我能夠在都會區的阿美族人身上看到新的與舊的”文化”，不只是年祭的舉行那樣表面的熱鬧，而是來自原有的社會結構型態，即便在水林叢林下被切割為幾個零碎的空間。
但大家的討論似乎只著眼於後者的文化傳承，但似乎又停留在靜態的”傳統”文化，而幾乎快要進入到一種東方主義式、浪漫主義式的對於他者的想像。複製過去的民族志資料，建立單一的觀光化部落固然可能救溪洲，但忽略到居住權問題背後深層的政治經濟結構更可能犧牲掉後面一系列的都會區部落，更無助於解決台灣原住民普遍面臨的政治經濟困境。
順便跟一位同學討論一下，原住民今天面對的政經困境，並非只是不懂儲蓄，其實東海岸地帶的儲蓄互助合作社累積的金額是非常高的，原住民很會存錢的！同時也想了很多辦法，例如：共同產銷、集體控管（如司馬庫斯）貧窮是來自於結構性的。一方面是原始積累過程的斷裂、文化資本無法化為參與台灣市場經濟的籌碼、以及大家常常在談的教育、歧視...等問題。不是都拿去買酒喝光、也不是什麼懶惰工作蛤..
回到主題，由居住權的討論昇華到文化傳承問題，我相信對溪洲等地的pangcah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飯都吃不飽了如何談高度資本集中的文化創意產業，或是寄予短期的多元就業方案，甚至是空中樓閣的重點部落案？同時，文化既已內化於思維之中，同時表現出來的是新的、混合的面貌，我們寧願選擇複製斷裂的文化？而忽略真正的人嗎？也就是要回歸真正的主體性，當地人的觀感與其對於文化的理解。而由不是由外人拿一本民族志，然後跟他們說：這才是你的傳統文化。不照這個玩，你就是沒有文化的阿美族人。
我想問的問題是：都市原住民迫遷問題，是社會問題還是文化問題？我們要將論述聚焦在哪裡？或是彈性的戰術運用？因為，我個人也擔心僅強調居住權或經濟結構的單一論述反而成為國家以福利殖民的突破點。同時，也要注意外界對於多元社會與公民社會的論戰。有理由相信，在國族建立的過程中，非主流聲音將會被樣版化甚至消失。
希望往後幾場能夠聽到更多這樣的討論。
(作者 Fotol為台大人類所研究生、政大搭蘆灣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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