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洲部落後援會: 沒有堤防的溪洲部落，失去土地的家

李宜霖

「要工作，哪裡有工作？我們在玉里，什麼都沒有，所以來到西部。」faki（阿公）如是說。1960年代的「以農養工」政策，使工業迅速擴張，吸取農村的勞動力，加上無法在花東部落謀生，部落的年輕人紛紛離開原鄉。

來到北部以後，族人穿梭在都市叢林的工地裡，「中正紀念堂那個大門也是我們做的！」除了中正紀念堂，faki還列舉兩廳院、101大樓、台北車站、高鐵、新光三越、圓山飯店、台北大橋、碧潭橋、秀朗橋、福和橋……建築工地裡，都有部落族人忙碌的身影，為了討生活，族人也曾經遠赴阿拉伯。faki指著環繞部落周遭的幾棟高樓，說：「那些，也都是我們去蓋的。」

faki走到一棵麵包樹旁，把手貼在樹幹上，說：「這也是我自己種的。」這棵樹還有八六年大火燒過的痕跡，樹的主幹只剩下頭，但是樹從另一頭繼續萌芽生長下來。faki的小孩祖淼在日記上寫下：「這是一顆麵包樹，但其實她跟我們一樣，一樣來自原鄉部落。她的苗，來自花蓮縣玉里鎮觀音部落，是我母親老家的麵包樹的後代，這棵樹大約在溪洲部落生長了三十年。她每年結出的果實，幾乎是我們當季的食物主菜。」

由上而下的拆除說明會

十二月十八日，台北縣原住民族行政局寄來開會公文，開會事由是：「新店市溪洲路、環河路等違建聚落安遷及拆除說明會」。為了避免像十二月九日縣府人員來訪，雙方的協議不但沒有共識，最後竟還成了台北縣新聞稿中所謂的「溝通」，部落於是決議，勢必得拿回主導權。

十二月二十日，台北縣政府未經族人同意，在部落族人豐年祭會場（同時也是小孩子平常遊戲的籃球場），以四根冰冷尖實的鐵柱，釘在部落生活的土地上，搭置大於部落聚會所四倍的棚子。部落裡的ina（媽媽）說：「我們那麼愛護我們的土地，政府高興蓋就蓋，也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台北縣原住民族行政局及水利局的官員到溪洲部落「台北縣三峽原住民族文化部落安遷說明會」，族人以不簽到、不列席，聚集在一旁的部落商店前，齊聲高唱：「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我們團結起來，捍衛我的家園」，手持「拒絕輔導安遷」，並且大聲呼喊：「溪洲部落，就地居住！」表達族人堅決的訴求。小碧潭部落的族人也一起參與。原本七點開始的說明會，沒有人列席，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李玉蕙只好召開記者會，局長重申「先安遷，再拆除」的政策。

沒有堤防的部落

根據「新店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鄰近溪洲部落的太平段，土地使用分區上寫著「水域」，也就是位於行水區，太平段就是碧潭橋旁，緊鄰新店溪擁有太平護岸的漢人聚落，住在這裡三十幾年的原漢好鄰居，卻要因縣政府的行水區雙重標準，拆散位於同一河岸的人民，因此，頂城里里長在二十一日當天說：「我有責任跟你們站在一起！」溪洲部落族人也說：「三十年來這個地方都沒有行水，你所謂的行水，前段你堤防也做了，後段也做了，唯獨這個地方沒有堤防，你現在又說我們的安全有危險，你說不安全，你又不做堤防，你說危險，這裡從來都不危險，三十年來從來都不危險，颱風天想淹都很難！」淹水或者不淹水的原因，除了天災以外，上下游沿岸財團、工廠的過度開發也是造成河川宣洩不良的根本原因。

三峽隆恩埔「拘」留所

縣政府與原民會合作建設三峽隆恩埔國宅，溪洲部落居民將被安置在隆恩埔的臨時居留處所。然而，一個懸疑是：隆恩埔原本是農地，政府根據什麼理由將之變更為建地？

除此之外，政府給原住民搬遷費一萬元，然而，一個家庭有好幾口人，加上易碎、貴重物品，來回好幾趟車程，絕非少許搬遷費能夠辦到。政府的「以租代購」政策，也充滿問題。每個原住民家庭在部落裡都是自力造屋，到隆恩埔後卻要多付房租、水電費以及管理費。原本在部落蓋的房子，現在都值幾百萬，誰來賠償當時房屋建造費用？fayi（阿嬤）說：「說實在的，我們真的不願意搬，我們在這裡就有房子了，不需要你們的『安置』，這塊土地是我們三十年來的努力，我們的政府要是理會到我們的話，我們這個地方早就該屬於我們的。」

幾位參觀過隆恩埔的族人認為，「房屋的結構相當鬆散」，因為部落裡的許多人擁有工地經驗，一眼就可以判斷出建築的優缺點。

搬遷後還有就業的問題。三峽到新店將耗費許多車程，有些人還在烏來工作，多出來的成本由誰來負擔？臨時換工作也行不通，況且部落還有老人家需要照顧。

大樓空間的方正結構、以及住戶的門鎖，如此的區隔感，破壞了原本部落大家庭的緊密社區連結。如此堅硬的環境，已經令族人相當不適應了，隆恩埔還只是一個短暫的居留所而已，兩年以後，還得重新抽籤，族人恐又將面臨流離失所的命運。與部落生活格格不入的還有：「大樓管理員」的設置。這究竟是防範外人，還是監視原住民？恐怕隆恩埔不是居留所，而是一個「拘」留所。

不均衡的發展所導致的被迫遷徙

失去土地的家，同時也失去了原初自然所賦予的生命力量，溪洲部落的明天，飄飄盪盪。

回溯原住民族的遷徙，有幾段重大歷史轉折，日據時期，日本人以「集團移住」強制原住民族遷徙，例如霧社事件後，遷移莫那魯道的馬赫波社，以降低反抗意識，並剝奪部落的土地，實行殖民統治。近代的遷徙，則受到天災如九二一大地震及颱風造成的災害，導致家園破碎，必須遷移至他地。當然，這裡面的問題不只導源於天災，更是資本主義進入山林，不當開發、過度開發的結果。除此之外，由於資本主義與部落傳統之間的衝突與拉扯，時勢所趨，原住民紛紛前往都市討生活，形成一批所謂的「都市原住民」。

怎能把故事與記憶強制拆遷？

溪洲部落所遭遇的問題不只是個案，而是全台灣的都市原住民終究會面臨的議題，原民會與台北縣府推行的國宅安置，忽略了原住民從部落流浪到都市，是源於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結構性因素。光是透過拆遷、和強行安置，並不能解決問題。中央與地方其實不必互推行政責任，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執政，都市原住民議題依然如故。原住民族政策必須反省平地原住民缺少「山地保留地」的土地權，原運份子一旦當官換了位置，也換了腦袋，別再騰空遠離部落，喊著「還我土地」口號。

「大碧潭再造」都市計畫的無人公園設計，嚴重忽略原住民部落的存在事實，都市計畫不能剷除聚落蓋公園，成為高級住宅住戶的河岸景觀及休憩場所。強制拆遷部落，如何能成為「大碧潭再造」都市計畫文宣上的「充滿台北人故事的記憶空間」呢？強制拆遷部落的「綠色推土機」（註1），同時也把故事與記憶活埋、湮滅了。都市計畫讓部落族人有參與式的設計，一個文化部落，勝過無人公園。居住權不能只是按照技術官僚的行水區說辭，居住三十幾年的族人的生活經驗，絕對超過只花幾個小時的測量人員的判斷，值得懷疑的是，測量數字的客觀性，背後是否也受到政府及財團的影響？政府及社會大眾必須正視都市原住民的居住權、土地權、生存權、以及自治權。（2007/12/24 苦勞網新聞你來搞）

（註1）藉由綠地公園建設的都市更新過程，將都市認定違建社區的受壓迫人民驅趕出去。